淮北市

而任何判断都趋向于以一定的事实为根据，以相应的主观知识为认识的前提。

[40]曹建明：《检察工作必须做到五个始终，，》，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9期。而且早在晚清民国时期，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民生主义的政治纲领。

[21]所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者社会问题，它包含着深刻的政治意蕴。法治的这种实践品格使得法治必须被放在特定的时空维度下去理解，就时间性而言，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之中心任务，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之核心话语，与建国初期或改革开放伊始相比，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提出的目标自是截然不同。虽然民国时候由于内忧外患，很多时候宪法形同虚设，但也足以说明民生主义经济思想内容背后的政治文化意蕴，可惜学界对此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实际上，孙中山先生的民生思想除了对国民党政府制宪活动的重要影响，对当时学者们的宪政思想的影响也非常明显。[32]《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所以，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下的民生话语，已不仅仅是一种满足于温饱水平的物质需求，而是公民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全面实现，是人民政治主体性地位得以充分彰显的崭新时代。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保安监督是德国刑法中最为严厉的处分，初次科处最高是10年，再次科处可以是无限期的终身，其目的在于保护公众免受有再犯倾向的高度危险的习惯重罪累犯的侵害。

[16]参见储槐植：《严而不厉：为刑法修订设计政策思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6期，第99-108页。王人博：《在宪政体制下思考劳动教养问题》，《法学》2001年第5期，第26-28页。劳动教养立法涉及多个部门法和多个政法机关，涉及组织法、实体法、程序法、执行法多个领域，涉及存在与合理、正义与功利、正当与效率等诸多深层次问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9]该课题组由陈泽宪研究员主持，主要参加人为熊秋红研究员、樊文副研究员、刘瑞平副教授、向燕副教授、张绍彦研究员等。

该国认为，吸毒行为入罪，标志着全社会对于毒品的强烈谴责。（5）应当重视社区矫正在劳教制度改革中的运用，体现劳教制度原有的教育矫正初衷。

但是，通过实证调研，可以看到，被调查者对于通过司法程序处理劳教案件、降低劳教的严厉程度，具有相当高的认同度，应当成为劳教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23]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对于保安处分的态度并不统一。2012年我国刑诉法修改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处分的对象是两类人：其一，由于缺少罪责而根本不能给予刑罚处罚的人。

通过实证调研，摸清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劳教制度改革的基本态度，尤其是寻求各界在改革方向与方案上的共识，对于解决劳教制度改革所面临的困境，具有基础性作用。调研发现，在所有54个有效回答中，选择改革为轻罪制度和保安处分化的，均为31.5%。在此方面，欧洲人权法院存在大量的案例。在其所犯之非过失犯罪法定刑为无期徒刑或3年以上有期徒刑时，最低收容期限为3年以上。

劳教制度的改革应当在追求公平价值的同时兼顾效率价值。[41]尽管改革已经成为人们对这个制度走向的共识，但对如何进行改革，仍是众说纷纭。

从我国目前的实践看，收容教养由公安机关决定。姜爱东主编：《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立法研究》，群众出版社2010年版。

他们认为，压制政策不仅不能实现预防与治愈的效果，反而可能催生充斥着暴力的地下毒品市场，使吸毒者和小毒贩更加边缘化，造成社会危害。在意大利，由专门法律调整的限制人身自由的预防性措施属于行政措施，而非保安处分，因为它们不以实施犯罪为适用的前提，适用的对象是某些特定的对公共安全具有危险性的主体—这些人尚未实施犯罪或者曾经实施过犯罪。在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违法行为矫治法》再次被列入立法计划。关于劳教制度究竟应当如何进行改革，实务界和学术界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学术界内部也存在各种不同的改革主张，各种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各种观点主张辩诘驳争。司法行政机关样本的59. 1%主张提前介入，而教学科研机构的样本比例为56.5%,二者比较一致。（10）关于劳教案件是否应当设立审判监督程序问题，问卷设计了应当、不应当、不知道三个选项。

（26）关于以社区矫正替代劳动教养问题，问卷设计了支持、不支持和不知道三个选项。经过上述改革，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制度可望实现社会管理由重管理、重控制向重服务、重科学的历史性转变。

3.关于劳教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可以作为对比的是，57. 7%的被调查者赞同以轻罪处罚代替劳动教养，65. 4%的被调查者赞同将目前从事劳教工作的警察转入轻罪监所工作。

[34]这种改革方案立足于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重构，使之适应我国法治化进程的要求。具体而言，预防性措施的适用对象是那些（根据事实因素认定的）沉溺于犯罪习惯，习惯以犯罪所得为生活来源，或沉溺于实施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公共健康、安全、秩序等犯罪的嫌疑人。

[38] 对于劳教对象进行分流之后，部分纳入刑法之中，作为刑事案件予以处理，适用刑事诉讼程序。在意大利，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可收容于司法感化院，属于一种监禁性保安处分。日本的简易法院是最基层的法院，负责审理法定刑为罚金以下或者案情比较简单的盗窃、侵占等刑事案件，一般无权判处监禁以上的刑罚，但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另一种是将现有的劳教对象作行政化和刑事化分流处理，将其中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违法行为纳入行政化处理，将那些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违法行为纳入刑事处罚体系。

司法行政机关样本的45.5%、教学科研机构样本的91.3%表示支持。这不符合《公约》有关禁止任意性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要求。

其基本理由是：以我国目前的刑罚与行政处罚适用对象而言，二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缺陷，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为的客观实害。（3）关于劳教制度应当如何改革，问卷设计了改革为轻罪制度、保安处分化、改革为教养处遇法、其他四个选项。

而对于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改革方案，64%的被调查者表示赞同，而且来自司法行政机关的被调查者与来自教学科研机构的被调查者的意见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而教学科研机构样本的68.2%选择了赞同，27.3%选择了不赞同。

相对而言，学术界更为强调公平优先，而实务工作者更多地偏向于公平与效率并重。调研发现，对于治安管理处罚一劳动教养一刑罚三级制裁体系，赞同者与不赞同者在人数上差别不大，即对于该方案被调查者未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二者合计的人数相应为7、5、2、16、1、19。3．保安处分与劳教制度的基本定位。

为了更清晰地展现实证调研结果对于劳教制度改革路径选择的启示，笔者将依循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而非问题的先后顺序，展开下面的分析。这类案件如果由法院来解决，那么法院就面临着增设治安法庭的问题。

[12]从实证调研的结果看，98.1%的被调查者认为劳教制度需要改革或者彻底转型。（4）保安监督是超出行为人罪责的处分，其严厉程度远甚于劳教。

此外，适用该处分还必须存在这样的危险—基于行为人的嗜好，他还将会实施严重的犯罪行为。对于从劳教实务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来进行问题的比较分析，样本具有相对的代表性。